家国 | 许明：爸爸这一生走过的那些路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4-16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大学时代的作者

许明，1955年生于贵州遵义，1973年高中毕业后插队农村，1976年招工进入赤水天然气化肥厂合成车间做操作工。1977年12月参加高考，1978年3月入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分配到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曾任贵州人民出版社副社长、贵州出版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贵州省文化厅厅长，现已退休。

原题

我的父亲——许日新

作者：许明

（上）

爸爸走过的那些路

我的父亲许日新，原名许信敏，系按许氏宗族信字辈取名。“日新”是投军后所改名，典出《礼记·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当年的更名是否期冀“革命”后的某种新生活新人生？父亲没说过，我从未想过要问，今天已无从知晓了。

父亲1927年11月30日（农历）出生在江西省上饶地区横峰县葛源区乡下一户农民家庭。这个时期国共合作破裂、土地革命陷入低潮。方志敏刚从弋阳来到横峰任中共横峰区委书记。在方的组织领导下，上饶地区各县开始组织农民武装——农民革命团，并于同年底发起了弋阳横峰农民武装联合大暴动。

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在此基础上于1928年2月创建的赣东北第一支正规武装——工农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14团1营1连（同年7月改编为工农红军第二军第二师14团，红十军前身），却成为开辟赣东北苏区的武装力量。

从这年开始至1934年11月，横峰县葛源区成为整个赣东北省后为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六大苏区之一，因此成为国民党军队围剿、共产党的工农武装反围剿的拉锯地。

据《中共横峰县地方史》（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记述，从1927年底的弋横大暴动失败，到1934年11月方志敏率红十军撤离葛源，赣东北苏区即闽浙赣苏区遭遇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反革命武装局部和大范围围剿计9次，大大小小战役数十次。当地百姓就在这反复的拉锯中或流离逃亡、或被裹挟进赤白对立的国共两方，浴血厮杀，不共戴天。

记得我1980年夏从《南昌晚报》实习回上海时，顺路回葛源看望父系亲属，在葛源区革命烈士纪念馆参观，馆里展陈土地革命时期的烈士，有名有姓的葛源人就有1058名，占了横峰县烈士的五分之一。

生于这样的年代，普通农家的日子之竭蹶艰险难以想象。

许日新8个兄弟姊妹，夭折四个。许日新1937年（他自填的入学时间有1937、1938两个）10岁左右才入学，猜测其主要原因就是社会的动荡和家庭的贫困。

小学毕业，他同时考上上饶信江农业学校和横峰县中学。农校就业前景在当时比普通中学要好，但学费比中学贵。兵连祸结中流离多次的家，已经无力供养许日新升学，幸有许家祠堂每年资助约1500斤谷子，许日新才得以进入学费较低的横峰县中。

三年中学期间，许日新自述不关心政治，一心读书。但也跟随同学参加过几次学潮。一次是县政府职员追求县中女生不成，滥用公权逮捕男生，全校学生闹到县政府，结果以县长书面道歉、处分滥用公权的职员平息。

另两次为美国援华物资的分配和伙食改善，学生喊出反贪污、反饥饿的口号，冲进横峰天主堂殴打教育官员，学校强硬弹压，开除了领头的三名学生了事。当时的中学校长是国大代表，曾经动员全校学生集体登记加入三青团，到许日新手里登记表用完，许日新未及入册。这让他侥幸逃过了1949年后的若干次清洗。

许日新证件照

对几次学潮的评价，他认为都出自学生不平则鸣的义愤，没有人组织领导。而与他同时西进来贵州的横峰老乡黎立兴，在中学教书时就加入了地下党（注1），许日新的简单和对政治的隔膜于此可见。

1947年他中学毕业考入上饶高师。1949年5月上饶解放，学校400多学生因公粮断绝解散回家。许日新在同学、地下党人杨丛林的动员下，同年6月进入赣东北革命干部学校铅山分校学习（注2），8月加入共青团，9月27日随军西进。

临开拔前，部分学员不愿离乡开了小差，三个中队报名西进150多人，实际西进109人（注3）。父亲也曾犹豫动摇，自述经过同学杨某某力劝和反逃亡斗争大会，苗春亭校长、赵淘政委（注4）的动员谈话，才打消开小差念头，被编入西进支队二大队二中队二分队，随军西进贵州。

经过近两月的跋涉，许日新所在的西进支队二大队于11月中旬在贵州黄平休整整编，兵团领导决定二大队由东向北经余庆，渡过乌江直插接管遵义。此时遵义已经被11月21日抵达的二野三兵团10军28师解放。

许日新到遵义后，1949年12月初至1950年1月，在遵义专区新华书店工作，这是到达贵州的第一份工作。之后他做过遵义报司务长、遵义县刀坝征粮组长、松林区法庭书记员，遵义县宣传干事，遵义专区经委、工交部办公室秘书。1955年在遵义县宣传部做宣传干事时，参与遵义县南白中学（即遵义县一中简称南中）的筹建。1956年7月至1957年8月任南中第一任副校长、主持工作（详见许日新遗作“难忘的一年—创建南中的回忆”）。

这所中学到1980年代后，成为全省高考录取率最高的名校之一。但当年筚路蓝缕的开拓者们早已湮没无闻。作为子女的我也是在父亲去世后才知道他曾经担任南中第一任主持工作的副校长。

许日新1955年2月与王珩结婚。从南中调离后任过板桥中学校长、新舟中学校长。1978年参与筹建遵义县师范学校并任第一任校长，1981年参与筹建遵义县教师进修学校并任第一任校长至1983年；后任遵义县教育局督学、遵义县教师进修学校调研员；1987年3月离休。2009年11月6日病逝。

许日新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教育。因为孤僻寡言，印象里他没有特别密切要好的朋友，与子女家人也少有交流。对于他的过往经历，我偶尔从母亲口中得知点滴。在他去世13年后，翻阅他的遗稿和部分档案复印件，想复原父亲的一生已完全不可能。能做的就是依据他的遗稿、自述以及一些反复填写的交代、政审资料、公开出版的史志，追忆还原父亲生命中一些重要的事件和时段。

父亲一辈子最难捱的日子，根据本人记载和相关史料，猜测大概有四段时间：

一是1949年西进贵州的漫漫长途。

1949年9月27日傍晚，许日新所在的西进支队二大队二中队的三个分队——许日新在二分队，从上饶乘火车到南昌，因为南浔铁路破坏，乃乘小木船斜穿鄱阳湖到九江，再从九江乘缴获的国民党2600吨的登陆艇到达武汉。碰上国庆中秋，休整一周多，由武昌经长沙抵达湘潭。

在湘潭休整几天后，10月20日凌晨4点左右在湘潭师范集合，近万人的队伍浩荡沿湘黔公路西行，全程再无车船。途经湘乡、邵阳、雪峰山等地，风餐露宿，苦不堪言。以致在一个地名为洞口的小村，他找到一间没有牛粪的牛圈、铺上干稻草美美睡了一觉，居然成为他晚年念念不忘的小确幸。

到邵阳时为庆祝建国分等每人发放了几千元的慰劳金，他得了5000元（旧币）（注5）。

途中翻山越岭，他一双平脚板，背着大约20多斤的背包，内有被子衣裤鞋袜、米袋油盐干粮等。每天天不亮出发，天黑歇脚，日行军60多里，走到脚底溃烂，实在走不动了，后悔离家，想开小差又怕土匪。幸得战友帮助，替他背背包米袋，在他掉队时两个战友架着拖着他往前走。一个多月跋涉近2千里，大约在1949年11月27日到达贵州遵义。

据叶位琛（注6）的回忆录《红色之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进军大西南”一文记载，从湘潭出发到遵义一共走了37天，其中在黄平休整三天，日均行路60里。和许日新一个中队同一分队——二分队的横峰老乡黎立兴（注7），晚年回忆时也自述因为膝关节疼痛实在走不动，同行的队友不仅帮他背背包，还有一位名叫詹法祖的战友，在临近宿营地时背着他走；

二是1950年在遵义县三合新站和松林一带征粮剿匪，经常与土匪遭遇（注8）。战斗频仍，生死一瞬。

许日新1950年7月25日在松林区孙家坳被土匪俘虏，虽然当天晚上就逃出匪掌，此劫却成为他一生的梦魇。不仅当时惊魂绝望，逃回后漫长日子里的一次次交代审查取证，五次三番，无休无止。“文革”时被造反派打倒的第一个罪名就是叛徒。一直到1971年4月，还被要求交代被俘经过，以甄别确定能否解放出来重新工作，可谓九蒸九焙。

三是三年大饥馑时期，尤其1960年，他当时在遵义市经委做秘书。

市经委在1961年初“对许日新同志的鉴定”中，毫不含糊地批评他：

8月以前工作上一般表现较好，但在8月后，由于下乡看到一些反面情况，思想上就产生一些问题，行动上表现要求回老家，具体表现在对党的政策不满，公开在群众中大喊大叫说粮食就是不够吃，思想表现非常紧张，并经常叫家里（此家应该是江西老家）寄粮票、猪油来吃。

12月因为水肿住院，对领导说病情很严重，走路说话都没劲，星期天却从医院跑回家担煤搞菜吃……

许日新下乡究竟看见了什么反面情况让他如此紧张，当然是倒毙地头农舍旁的饿殍（注9），由于饥饿已经水肿的他害怕成为饿殍。经委不留情的评价，无意中给后人留下了那个饥荒年份普通公职人员朝不保夕的生存困境与内心恐惧。

这份鉴定许日新本人大概率没有看到，1961年初他即从市经委调往板桥中学，下半年又调任新舟中学校长。

四是1966年开始的“文革”，当时在遵义县五中（新舟中学）任校长的他首当其冲，被打倒抄家关押游街批斗。

关押中工作队每天念惩治反革命条例，恐嚇、威胁，逼迫他承认1950年7月被俘逃回是叛变后土匪放回来的，不认不准休息吃饭睡觉。工作队撤走，学校造反派建立的革委会又以此认罪材料为依据，在清队时继续逼供信。

后来不再关押，却罚他每天为学生食堂挑水。羞辱加上无尽的苦役，他自述不是因为子女尚小、老父需要赡养，差点自杀。这是父亲少有的几次主动和子女说出他的过往。我顺势问：您叛变的事是真的吗？他沉默很久开口道：他作为许家唯一的读书人，离开家乡西进时曾经向父母承诺，有活路后要赡养家庭。1950年被俘时他不满23岁，参加革命一年，尚未结婚生子。谁想到会遭遇这样的生死大考呢？

许日新1971年4月写的1950年7月被土匪俘虏经过

就此而言，组织上给予他“在敌人面前有过错误……这是由于当时觉悟不高，产生轻微动摇的结果”的结论，还算实事求是。

我当时并不知道，父亲还过继给了他早逝无嗣的堂叔许忠槐，负有承祧许忠槐一脉的人伦道德义务。从葛源老家近年来编撰的《许氏家谱》看，许日新及其子女也是列在许忠槐名下一支的。

换作今天，我不会再问他这个问题。在看多了剿匪双方不经审判即枪决俘虏的残酷景象（详见许日新遗作《新站剿匪记》）后，落入敌手，首先考虑保全性命乃人的本能，何况他被俘当晚就逃回来了。任何道德法则都不能要求人们去慷慨赴死，在极度危险的灾难情况下，苟且偷生本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

父亲一生比较放松或说心情较为愉悦的日子，从我切身感受到的家庭气氛和留下的若干照片中，依稀能分辨出一些蛛丝马迹。

第一段是1961年秋至1966年初，他调任遵义县五中（新舟中学）校长，1962年夏母亲带着外婆和三个子女也到了新舟。这四年多生活安定，整个社会大环境也比较宽松（注10）。

新舟中学1956年建成招生，经过前两任校长的努力，父亲接任时校园已经初具规模。我全家住在校园的一栋平房里。这栋教工宿舍两面大约14间。我家六口住了2间。校园遍植柳、槐、桃、李等树。我家侧面与厨房正对的院子里，还有一株当地少见的无花果、芙蓉花。

每当芙蓉花开的时节，花色随阳光变换，从粉白、粉红到深红，映得素净的小院蓬荜生辉；家门正对围墙的空地是一爿花园，里面种了鸡冠花、喇叭花、菊花，还有一棵紫薇树，我们称为痒痒树。

每到春夏，桃李芬芳，花枝摇曳。校园里到处是师生活跃的身影。

许日新（中间右3）与新舟中学部分教师家属摄于校园（1965）

有一张照片是我们全家与部分教师及家属在花园里拍的，从盛开的菊花猜测大概拍摄于1965年10月。照片中人都笑得很开心，此时的父亲明显放松有笑意。可惜这个花园文革开始就被铲平，种了一季白萝卜。校园里一帮孩子深夜偷萝卜的馋、作，成为荒芜年代少有的趣事。

为了美化校园，记得1964年前后，父亲让升学去了农业院校的学生，购寄了一批法国梧桐树，师生动手扦插在校园的四周。

2021年5月，我们陪近90 岁的母亲重游故地，老校园已经变成教工宿舍，另辟地建了新校园。树荫匝地、幽静蓊郁的校园已经不复见，当年扦插的法国梧桐，只在篮球场边还余几株，树围已近两人合抱。

第二段日子大概在1977年至离休。

1977年父亲从新舟中学调到遵义县城筹建县师范并担任第一任校长，在师范正式招生不到三年，又调他另辟地筹建县教师进修学校。教师进修学校建好正式招生不到三年，又调任县教育局督学，不到一年再调回教师进修学校任调研员，直至离休。类似的调动，在1955年筹建遵义县一中（南中）就有过。父亲从征地、设计、基建开始，学校建好招生，第一学年结束，他即调离。

说这一段时间轻松也只是相对“文革”、三年大饥馑那样苦难荒唐的日子。

据遵义县教育志记载，1977年9月，县教育局向县委呈报《关于筹建师范、教师进修学校的报告》，在遵义县城郊李家寨征地20亩，新建一所学校，第二年就要招生开学，拆迁、土建、组队伍等等，仅头绪繁琐杂乱的事务，对于不擅人际关系的父亲就是人生的煎熬。

1978年秋，县师范如期招收两年制师范生两班共计100人。因为校舍尚未建成，由教育局商借南白一小3栋宿舍和化工地质队子弟学校教室及礼堂，还借南白区烟叶站仓库做学生宿舍。1979年5月1日，学生食堂屋顶突然垮塌，致学生1人死亡，8人受伤。这样大的事故总要有人担责善后，不知道古板寡言孤傲的父亲是怎么熬过来的。

频繁的调动、在不同单位遭遇的这一难又一难，父亲从未向子女吐露只言片语，哪怕是从人生经验的角度，当然更不会找领导反映、找亲近的朋友诉苦。难怪母亲一直说父亲是只知道Zang笨（遵义方言，苦力的意思）的老实头。这些经历我也是在他去世多年后，翻阅《教育志》一类的史料和一些档案资料才得知晓。

第三段日子是80年代末至2000年前后。

这一段日子，他离休后彻底闲了下来，身体也还健康。玩玩麻将，写写毛笔字，与孙子女逗乐，有滋有味。

有一张他抱着孙子开心笑的照片，这是他一生中不多见的快乐日子。

1991年初，我利用出差北京的机会，带他和母亲到京旅游。故宫、长城、纪念堂，一一打卡。还进了中南海，看了丰泽园。他兴致很高，在游乐园，甚至还坐了一圈高速旋转的过山车。

翻看这一段他和母亲国内国外旅行的照片，他应该是开心的。可惜他的笑容还是很少见。这样的日子转瞬即逝。

2000年后，他的肺气肿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肺心病，经常要吸氧，不断住院，出门要坐轮椅，生活于他似乎只剩下痛苦。为了缓解痛苦，我经常接到他的电话，说从报纸上看到什么特效药，要我想法购买，我尽可能照办。

父亲和母亲因为遵义县的住房被拆迁，搬到遵义市租房住。这里也是父亲年轻时工作过的地方，有许多老熟人、老朋友。他甚至和母亲商量要用塑料桶到凤凰山挑山泉水。这是他一辈子最浪漫的一刻。

我还很小时，全家住在遵义市白沙井，附近居民都用白沙井水。人多水少，父亲总是在半夜去挑水。他这是想重温自己的青春岁月，期冀找回那些平凡普通的日子吧。遗憾的是，时光无法逆转。父亲的挑水梦已经无法实现。他在经历了多年肺心病的痛苦折磨后，于2009年11月6日凌晨去世。

许日新（后一）与妻子和三个儿女（1961年）

（下）

女儿眼中的父亲

父亲一生寡言，与子女基本没有交流。我不记得他抱过我和弟弟，甚至笑容也极少见。从我能够记事起，他在家里就是威权似的存在。生活上，他是被照顾的重点，对妻儿罕见体贴温情；家务基本不沾手，稍不如意还会发脾气，甚至和母亲吵架。因为口舌不如母亲利索，吵不过动手的时候也有。

他安排子女做事，完全是命令似的，子女稍有怠慢，他也会动手。记得有一次他安排我挑水，我正站在窗边，闲散地看墙壁报夹上的《参考消息》，没有马上照办。父亲进屋见了，黑着脸抓起桌上的竹挠背给我手上一击，疼得我跳起来。

大弟弟在父亲去世多年后，仍然为父亲多年前一声不吭打他生气。那天父亲下班回家见午饭未好，而大弟津津有味在制作陀螺，父亲顺手操起捅煤炉的铁钎，给大弟弟背上一棍，大弟弟吓得跑出去老远，背上顿时冒出一条血痕。

成人后，每每看见那些亲密无间的父女父子，我心里都很是羡慕。

他对子女的教育我能够记起的，是在我上学后教我查康熙字典，那套大部头的家庭藏书，后来不知所踪。因为新华字典的普及，我很快忘记康熙字典的用法。

再就是从小让我和弟弟临帖，买了若干书帖让我们自选，我选了柳帖，每天临一篇，完成后父亲检查，在写得不错的字上画一个红圈。这项训练因为文革而中断。

他终身订阅《参考消息》《光明日报》，读报习惯算是他言传身教予我的最好教育。文革中他吃了很多的苦头，回家从不向家人倾述，只是更阴郁。

我参加工作后，家信回去，他会把信里的错别字改正再寄回我。回信的内容今天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唯有一封至今记忆犹新。高考恢复的消息出来后，他马上写信催促我复习高考，还随信寄来了他拟出的政治科考试可能的范围，让我参考。这是我得到的唯一的复习辅导。没有他的督促和辅导，1977年的高考我或许就错过了。而那次高考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今天回想起来，对这份深挚的父爱，在他生前我从未明确表达过对他的感恩。这是无法弥补的遗憾。

1978年1月，我从赤天化回新舟中学探亲过节。春节过完，父亲离家去70公里外的遵义县城上班——他已在上一年调往县城筹建县师范。我在家里忐忑地等待高考的结果。接到工厂电报，知道复旦新闻系录取的消息，我兴奋之余也电话告诉了在县城上班的父亲。

之后我乘班车到遵义市一个亲戚家，等候当天从上海开往成都的火车，以在朱杨溪下车，再乘船沿长江溯流而上入赤水河，回赤天化办理户口迁移等手续。

父亲专门从20多公里外的遵义县城赶来遵义市的亲戚家，有送我的意思。这对我对他都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他的喜悦和骄傲可以想象。但当时的场景一如平常，淡淡的，父亲的话仍然不多。以致我完全没有印象，他对我说了些什么。和我同行的还有同院长大的发小谭莉昭，她比我小4岁，考上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她的父亲是我的高中语文老师，嘱我顺路把她送到重庆。在亲戚家里呆到乘车时间，我们出门赶火车，父亲也起身返回遵义县城。

1985年秋的某一天，我突然接到父亲从遵义县城打来的电话，说江西的伯父来贵州了，明天他准备陪伯父到我家里看看。我毫无准备。当时孩子不满一岁，家里请了一个小保姆，就两间房子，极不方便。我接电话时对父亲的这个安排极不情愿。但父亲完全没有商量的意思。后来听母亲说，她也劝过父亲不要去贵阳给我添麻烦，父亲执拗不听。第二天父亲和伯父来贵阳我家里住了一晚，两人挤在平时小保姆住的不足8平米的房间，父亲睡单人床，伯父只好打地铺将就一晚。次日父亲即送伯父乘火车回江西了。

那时年轻，人情世故一点不懂，加上工作不久，每月工资都紧巴巴的，想不到应该给千里而来的伯父一个红包或一份薄礼，让父亲好有面子。父亲坚持带伯父过来，不就是有展示这个读了大学又在省委机关做处长的女儿的意思嘛。可惜父亲的这一番心思、这一世少有的一点虚荣心，我要在很多年以后才恍然有悟。我的无心与迟钝，父亲当时是否很失望？他在世时从未表达。除了歉疚，我已无从追问。

父亲明显的变化发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记得有一次接到他的电话，说母亲腹泻，让我回家看看。我接了电话并没有觉得事情有多严重。拉肚子常见的事，未即回家。第三天，父亲的电话又至，电话那头他焦急得语无伦次，吼我没有孝心，母亲病得这么严重，你一点都不关心。母亲死了怎么办？我马上赶回遵义县城。发现母亲长时间腹泻，所有的治疗办法抗生素都用过了，均无效果，人已经虚脱多次。医院和家人都怀疑是癌症，认为危在旦夕，父亲一脸忧虑恐惧。

在那一刻，我第一次发现父亲对母亲的依赖和温情。30多年的婚姻，从来是母亲迁就照顾包容父亲，家里做菜做饭以父亲的口味为准。父亲只吃米饭，粮店硬性搭配的面粉玉米等杂粮，都是母亲和子女吃；父亲不吃牛羊肉，家里就从不做牛羊肉。父亲心安理得享受这一切，很少表露感念满足和对家人尤其对母亲的关怀体贴。活到六十多岁，母亲的包容和照顾，终于让他慢慢融化，醒悟到母亲和家庭对他的重要性。他开始变得随和，不那么易怒，争吵的次数也少多了。

许日新1991年抱着孙子

尤其到了几个孙辈出生，父亲变成了孩子们喜欢的慈祥爷爷、外公。他会笑容满面的抱他们，和他们逗乐，这和他年轻时，听见子女哭闹从来不哄不诓，情绪不好时发火动手形成极大反差。似乎到了老年，他才学会真正享受家庭生活的乐趣。我儿子小时候，每次去遵义，父亲会拿出象棋教外孙下棋，还买了毛笔教我儿子临帖练字。我先生不以为意，说了一句：都用电脑了，谁还练字啊！一句话把父亲的兴致给败了。

记得1994年，先生短期到南方工作，儿子不满10岁正上小学，我工作也忙。父亲主动提出从遵义来贵阳我家里，帮助我照顾儿子。他在贵阳呆了一段，每天接送我儿子上下学。这段时间，我不记得带他出门游玩或走访过旧友。记得他说过，动员他投考赣东北干校的上饶高师同学杨某某就在贵阳，他自己可能去过。以他的性格，这样的交往少之又少。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他更显寂寞。

不久他要回遵义，我送他上火车站。进站再到站台，要走一段长长的路，我拎着行李蹬蹬蹬往前走，到了车厢门口，发现父亲远远落在后面，等他走近，发现他喘着粗气，很吃力的样子。我才发现父亲真是老了。他那时不过67岁，哮喘肺气肿正在蚕食他的生命。

2008年，我被推选为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每年三月到北京出席两会，会期十余天。会毕回到贵阳，周末去遵义看望父母，母亲和我说，两会期间，父亲每天准时打开电视，一直盯着视频看是否有我的画面。我被父亲的关注触动了一下。但也仅此而已。我只敷衍了事和他说，我非名人大人物，哪里轮得到我上镜头，并没有主动和父亲聊聊政协会上的见闻花絮，满足他的好奇心和关心。今天想起来真是对不住他老人家。

那些年每逢节假日我回遵义看望父母，此时的父亲其实是很想与子女交流的，但他不知道和子女聊什么好，子女也不习惯和他聊天。他总是一个人落寞的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或在躺椅上看书打瞌睡。2004年，母亲开始生病，腰疼腿疼直至上不了床翻不了身。贵阳各医院看遍也无法确诊。2006年母亲到北京空军总医院住院一个月，大弟和弟媳轮流在医院照顾。这期间，子女的关注全部在母亲这边，父亲一人在家，一定很失落。此时的父亲，肺气肿已经严重到引起肺心病，走一步都喘。我给他买了一台制氧机，不时吸氧缓解痛苦。

他主动且固执地要求我陪他去几位老友家，其中有遵义四中原校长黎立兴和曾经在遵义县多所中学担任过校长的王正初——王也是新舟中学第一任校长。这是在准备他的人生告别吧。对此我当时并没有清晰的意识到，或许意识到了却不愿正视。今天想起来很后悔，为何当初没有问问他还有什么样的心愿和未了之事？他对自己的一生满意吗？直至2009年11月6日凌晨他在遵义市医院去世。

父亲去世13年后，我整理他的遗稿和部分档案复印件，在厚厚的档案里发现了父亲的另一面，那是一个血性又执拗的愤青。清高自诩，不谙世事，敬业、认死理、乏变通。他在1947年中学毕业后，为谋个人的生计前途，曾经邀约3个同学赴南昌投考国民党205师的青年军，因为体重不合格未被录取。对于印象中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书生，父亲当年的从军行为，实在出人意料。

另一件充分反映他执拗简单性格的事，是他的入党转正问题。他1954年8月1日入党，预备期一年。一年多了党支部未及时研究他的转正，他便直接写信向中共中央反映，中央办公厅把信转回遵义县委组织部，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李福林找他谈话，解释未及时转正主要是为审查他是否加入过三青团，组织上没有和本人讲清楚，这是组织上要负责、要向中央作检讨的。党支部在1956年11月讨论他的预备党员转正问题，认为他对组织上的审查抵触不满、发牢骚，可以转正，但要延长一期（即一年），党龄从1956年8月27日算起。

转正之后，对他是否加入三青团的审查并未结束。从1955年12月到1961年1月止，到江西各单位向他当年的同学老乡外调函询共计18份次，中有黄山底支部书记、县文化馆职员、尚在劳改农场改造的犯人。有一份外调复函的个人签名旁，单位盖章专门注明材料提供者“系历史反革命，仅供参考”。1960年11月28日，横峰县公安局派人查阅缴获的三青团档案，未发现许日新在册，事实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外调却依然持续到次年1月。这样漫长的审查他本人是否知道？

许日新填写的简历不止一次叙述解释他没有加入三青团的原委，还有那持续到1971年的对1950年被土匪俘虏经过的交代。那种源自革命话语的不被信任的压力他应该是感受得到的。类似的匪夷所思的清洁改造运动，伴随了他这代人的一生。父亲的寡言沉默，有个人性格的原因，也有那个年代大环境的影响。

今天想想，面对那样一个极左高压、人人噤声的环境，他一肚子的委屈牢骚能够和谁去诉说呢？翻看他和母亲档案，关于个人出身、历史、政治表现；亲属职业、历史、信仰等等，一次次填报交代、解释、检讨。让人不禁想起小说《美丽新世界》中的情节。为了造出纯洁得不染一尘的完美新人，人类只有阉弃一切人性。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遵义县对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有鼓励自建住房的政策。条件是本人从来没有在工作单位分过住房，可以申请划拨一块土地，自建住房。许多老干部拿到土地后在县城找有钱人合作建房，自己不出一分钱，房子建好后按协议分享。父亲符合条件，但他认为这是占公家的便宜，坚决不干。对于不建房者可以申请县财政5000元的住房补贴，他写了申请报告，几年过去没有下文，他从不去财政局催促求人。1992年3月我到遵义县挂职任县委副书记，到任不久，5000元住房补贴才终于兑现给父亲。

父亲在我眼里，至今是一个让人无法理解的矛盾体。

他出身贫苦的农民家庭，却娇气十足，爪脚爪手，不擅劳力；他抠门，为省5元理发钱，他一定找僻远的小店，即便坐轮椅了还要护工推了去，却对一些现成的挣钱路数不屑一顾。

他从事教育，还担任中学政治课教学，但对政治对社会一生隔膜；他学教育出身，内心极重视子女教育，但教育方法却简单粗暴（大弟弟在高考前已经由父亲从知青点借调到新舟中学代课教体育。高考恢复，父亲请了中学的老师，为大弟弟和教师子弟辅导补课，准备高考。可惜正恋爱的大弟经常缺课约会。父亲每天看管盯梢，费心费力，大弟却极为不满，怨怼父亲限制他的自由）。

他终身保持阅报读书习惯，晚年却极少动笔记录经历的往事，只留下了新站剿匪回忆和筹建南中两篇回忆文章；他孤僻寡言，不苟言笑，却喜欢幽默热闹的朋友。到我家的客人，无论老小，对父亲都有畏惧不自在感，只有两位嬢嬢，一位是语文老师谭荣宗的妻子王嬢嬢（王嬢嬢是区卫生所的护士），一位是发小王国辉的妈妈夏嬢嬢（夏嬢嬢曾经是新舟孤儿院的管理员）喜欢和父亲开玩笑，每次来家里，她们无禁忌的大嗓门和玩笑，都会逗得父亲难得的呵呵笑出声。

父亲在新站剿匪回忆文章中有一段：

当时供给制，每人每月只有1000元旧币（相当于现在1角），每天两顿饭，生活清苦，却没有人叫苦。无战事的傍晚，工作队员有的高歌，有的谈心打球玩扑克；女同志主动为男同志洗衣裳，男同志持枪警戒，男女之间，情同手足，毫无芥蒂。往事如烟，随着岁月流逝淡忘。唯独这段艰苦而欢乐的生活，至今萦绕脑际，难以忘怀。

很难相信，孤僻古板的父亲，会充满温情的怀念这一段危险又艰苦的经历。我怀疑或许是漫长的岁月把苦难过滤掉了。他诗意的回忆不过是对自己青春的缅怀与致礼。

父亲执拗简单孤僻寡言的性格，注定了他既无法得到上级的欣赏喜欢，也没法与同僚、下属建立基于工作关系外的信任和情感。与当年同事下属的感情联络，很大程度上靠了母亲的热情好客和乐于助人。

但父亲表面的冷硬背后，也有同情悲悯的一面。这一面是他当年的同事和学生说出来的。在南中任校长时，学生每人每月晚自习需要出六毛钱买煤油点灯。个别学生家里穷拿不出灯油钱，父亲一直掏钱资助他到用上电灯。

1957年6月，南中曾经发生过一起轰动全县的学潮，300多学生上街游行，要求改善生活学习条件。事件平息后，作为校长的父亲自述没有处理任何学生（详见许日新遗稿“难忘的一年——创建南中的回忆”）。

在新舟中学任校长时，有孤儿中学毕业成绩不好升不了学，父亲想法把两人招进学生食堂做校工，解决就业（这两个校工，文革时成为批斗他最积极的造反派）。

有的学生虽然学习成绩不错，但因为成份不好升不了学，父亲在有机会时，会推荐他们到偏僻的乡下做代课教师。其中一个姓费的学生，因为长期扎根乡村教书育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被推选为县政协委员。每年到县城开会，他总会到家里看望父亲，我回家时曾经见过这位费老师。这类事，父亲生前从未与子女说起，家人仅从当事人口中略知一二。

父亲的悲悯同情可能与他小时的贫弱经历有关。纵观父亲的一生，他其实是不适合做学校管理者的，适合他的是呆在书斋里，做一个纯粹的学者。但时代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在那个运动不断、人事关系复杂微妙的时代，一辈子简单执拗没有机心的父亲，一定感受过各类官僚庸吏明里暗里的算计和欺负，比如那个非要亲手把学校申请的冬衣发给困难学生的遵义县教育科长（详见许日新“难忘的一年——创建南中的回忆”一文）。

父亲在家里的阴郁易怒是否与在外部环境里这些没法明说的窝囊气有关。这是我自己也经历了人生很多无奈之事后的猜测，也算是对父亲性格缺陷的同情理解吧。

作者2021年5月摄于新舟中学老校园，法国梧桐树即1964年许日新校长任上扦插的

注释：

注1：据《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南下西进支队简史”记载，1949年上饶解放时，皖浙赣区委、闽浙赣省委、赣东工委共有地下党员1700余人。动员父亲参加干校的上饶高师同学杨丛林、与父亲同一分队到达遵义的横峰老乡黎立兴都是地下党员。

注2：1949年5月上饶解放后，二野5兵团率先在横峰莲荷创办了军政大学5分校；随后赣东北区党委在上饶灵溪也开办了赣东北军政革命干校；上饶地委在铅山、广丰分别办了分校。

注3：赣东北革命干部学校1949年5月中下旬在上饶招生录取知识青年5000多人，其中约有2000人自己报名西进，参加了贵州接管建政，其余大多留在当地工作。

注4：苗春亭，山东单县人，1919年5月生，1937年1月加入中共。当时任上饶地委宣传部长兼赣东北军政学校铅山分校校长；后担任过遵义地委宣传部长、遵义地委书记、贵州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贵州省政协主席。1993年离休，2020年9月去世。赵淘，1949年5月至9月上饶市委书记、军分区政委。

注5：据《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南下西进支队简史”中摘引张化友（冀鲁豫南下干部，曾经担任贵州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日记，1949年10月27日在邵阳，张得到中央华中局发放的慰劳金6600元（旧币）。

注6：叶位琛，江西上饶广丰人，西进时与许日新在同一个中队不同的分队—一分队，曾经担任余庆县委书记、遵义地委副秘书长、地委党校副校长。

注7：黎立兴，1926年生，江西横峰人，因是地下党员，西进时分在二中队做行军统计工作，实际参加二分队周炳桂、詹法祖班行军。黎曾经担任遵义四中和遵义农校校长。

黎立兴回忆文章中提到的行军途中背他的詹法祖，据1998年8月印制的“赣东北军政干部学校西进贵州校友通讯录”记载，詹系江西铅山县人，1927年生，在遵义地区供销运输站离休。

注8：据【二野军大五分校校史】18期25页乔崖文章回忆，1950年至1951年6月，全省共与匪特作战4000余次，歼匪27余万名。其中遵义地区1950年至1952年共计歼匪56000余人。匪患最猖獗的时间在1950年春，由于解放贵州的二野五兵团17军主力开拔成都参加会战，贵州境内兵力不足，匪特和国民党残部发动了大规模叛乱，甚至重占已经解放的20多座县城（有说30余座）。剿匪牺牲的工作人员和军人1000余人。

注9：据1992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遵义县志·人口篇》190页记载，1960年遵义县人口比上一年减少100668人，死亡率达到108.53‰。1954年、1956、1958年的死亡率分别为15.5‰，16.7‰，11.25‰；出生率1954、1956、1958、1960四年分别为39.73‰、29.33‰、23.68‰、22.92‰。

注10：许日新接任新舟中学校长时，正遇上新舟中学停办高中。据《遵义县志·教育志》记载，1961年，因为粮食供应紧张，农村劳动力不足，遵义县城所在地压缩农业人口学生60%，农村中学压缩农业人口学生70%甚至停办，居民户口学生转入附近学校，新舟和鸭溪中学停办上年刚办的高中部，只办初中3个班。全县比1960年减少在校生67%以上，下放农业农村人口学生3324人，教师693人。

许明专列